孙中山一语成谶 预言汪精卫背后那个女人的可怕

2021-01-05 00:00:00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医大附院病逝,时年61岁。令他丧生的,是九年前的一粒子弹——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参加会议时,一位刺客对汪精卫连开三枪,其中一颗子弹嵌入他脊椎与胸骨之间,没法取出。医生预言子弹将在其体内生锈,十年后会危及生命。果然,1935年到1944年,将届十年,虽然1943年底到日本把子弹取出了,但引发的骨髓肿症使他第二年殒命日本。

汪精卫投敌后,先后在重庆磁器口和南京梅花山建了汪精卫夫妇跪像,愤怒的国人要让他跟秦桧一样受世人唾骂。虽然后来跪像拆除了,但汪精卫投敌叛国当汉奸,已是盖棺论定。

汪精卫并非生来就坏,他有过革命青年的高光历史,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孙中山去世时,他陪侍左右,著名的《总理遗嘱》就是他执笔拟就,孙中山首肯通过的。年轻时,他毅然去刺杀满清的摄政王,要以死来唤醒国人。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精卫是他的笔名。他1883年生于广东三水县,他出生时,父亲已经62岁,父母相差约30岁。他13岁那年,母亲病故。后来在回忆中汪精卫伤感地说:“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母鸡鸣而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母所生子女各三人,劬劳太甚,诸子女以此长成,而母亦以此伤其生,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家经济拮据,汪母心情压抑,后来汪精卫的阴郁个性,与此是紧密相关的。好在老父寄希望于下一代,对子女的教育抓得很紧,为汪精卫一生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

1904年,22岁的汪精卫考取了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进入东京法政大学。这是改变他一生的大事。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孙中山先生,从此成为国父的坚定追随者。他去南洋为革命募捐,凭借俊朗的外表和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收获颇丰。连胡汉民这个向来被称为“毒舌”的民国大佬也赞不绝口:“……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20年来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张永福回忆道:“在彼(汪精卫)演说之夕,演讲者尚未登坛,全场即无虚席,当彼踏上讲台,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与现在的明星演唱会不遑多让。

八卦界的“民国四大美男”,名单飘忽不定,但汪精卫都稳居其一。多年以后,“在汪政权时代,他已届六十一龄,尽管健康很成问题,而他还是那样俊朗,那样潇洒,除了阅读文件时架上一副老花眼镜,微微显出一丝暮境以外,翩翩风度,何尝稍减当年?”这段文字出自金雄白回忆录:《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他们是时代的风云人物,现在的“小鲜肉”,虚有其表,只能说是烟云人物!他在南洋的活动,吸引了大批粉丝,其中“有个女孩名叫璧君”。陈璧君是南洋富商的女儿,她看了汪精卫的演讲,迷上了外形俊美、口才出众的汪精卫,成了“精粉”。

1910年前后,革命陷入低潮,清廷的“预备立宪”也很有欺骗性,更有人说革命党首领是“‘远距离的革命家’……徒骗人于死,已则安享高楼华屋。”为了回击谰言,唤醒国人,“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汪精卫组织了几个人,前往北京,准备冒死行刺满清大臣。陈璧君后来在《我的母亲》中回忆道:“忆自镇南关之役以后,革命屡起屡踬,精卫虑无以对慷慨输将之同志,乃与余及曾醒、方君瑛、黎仲实、喻云纪、黄复生等约入北京,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振奋天下之人心。顾所费过万金,无所出。而为事至秘,不能以醵资望之同志。吾母知余等隐衷,乃典质衣饰以足其数,吾等乃得成行。”

他们来到北京,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作掩护。暗杀的目标最初是庆亲王奕劻,但奕劻戒备森严,不好下手。这时得到一个消息,贝勒载洵、载涛等人从欧洲考察回国,于是准备去车站炸这批人。这天汪精卫他们来到车站,却发现顶戴花翎的人如过江之鲫,“候至竟日”,都辨认不出哪个是目标,只好作罢。

要干就干大的!目标锁定为摄政王载沣。经过侦查,载沣每天上朝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小石桥叫银锭桥。于是他们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定制了一个四五十磅的大铁罐装炸药,准备埋在银锭桥下,等载沣过桥时,一按电钮,“轰”地一声,来个惊天大爆炸。可惜,他们作为热血青年值得敬佩,作为刺客却不大专业。

第一个晚上,黄复生和喻培伦去埋炸药,因为狗吠不止,仓皇撤回。第二晚炸药埋好了,再铺设电线,这才发现引线太短——有没有像电影《疯狂的石头》那样骂一句“奸商”,不可考——第三天添购了电线,晚上再前往桥下,看见一个人蹲在桥上,又隐约看见几个人打着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他们以为秘密暴露,飞奔而回。事后才得知,他们看见的人只是一闲人,反倒是他们仓惶奔跑引起了怀疑,向巡捕报了案。

满清的巡捕房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一面散发假消息,说行刺是朝廷内部矛盾,一面通过定制铁罐,追踪到了照相馆。刺客团真相信报上所说,以为自己尚未暴露,还准备重买装备再干一场呢。4月16日,汪精卫黄复生二人被捕。

摄政王载沣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生父亲,位高权重,刺杀他无疑死罪一条。就在几年之前,徐锡麟、秋瑾行刺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捕,惨死在清廷屠刀之下。但汪精卫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来时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在牢里慨然写下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早年我读到这句诗,真不相信是一个大汉奸所写,可见人生之崎岖复杂,真正是任何戏剧都描绘不出!

汪诗还有一句:“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这不是陈毅《梅岭三章》中的一句么?——“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陈毅元帅当时留在南方坚持游击,九死一生,躲在草丛中写下这慷慨激昂的绝命诗,没想到“原唱”竟然在汪!

汪黄二人被判终生监禁。汪精卫竟得不死,是因为当时满清正准备搞君主立宪,想收买人心。另外,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一部分大臣主张“软化”。善耆屡次到狱中向汪精卫嘘寒问暖,谈诗说赋。后来汪精卫心怀感激地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能免一死,也许是有一种政治的作用;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在往访“满洲国”途中,汪精卫还专程到善耆墓上一拜。这是后话。

坐牢一年半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汪黄二人获释出狱。汪精卫与陈璧君旅欧结婚,从此以后,欧洲成了汪氏常去的地方。三十年里,每逢失意就去欧,一有机会就回国,俨然一群“候鸟”。

作为平常人,这样的生活蛮不错——“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但要想成为领袖,这无疑是一大缺陷。纵观汪精卫一生,易冲动、少定力、常悲观、乏担当。历史的风云际会,使他居于风口浪尖,但终究才不配位,落得进退失据。陈立夫评论他道:“我始知汪先生非一大政治家,旋转乾坤,必须具有大理想与大魄力。”一生追随他的陈公博也失望地说:“他自己虽然不愿做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连他自己也自谓“素鲜恒德”。孙中山临终前对汪精卫等人说:“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要加害于你们。”

小时候看电影,每个角色出场,必急急地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真是幼稚得可笑可爱。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也有弱点。陈立夫就在回忆录里两次说:孙中山先生长于经济,弱于军事;蒋介石相反,经济上太失败。金雄白引用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副行长钱大魁的话说:抗战胜利时,汪伪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不算固定资产,就是金库里的金银外钞,与重庆的法币兑换,正常汇价应该是28比1。但国民政府提出的汇率,是200比1!沦陷区人民盼光复,盼来的却是“复光”,一举得罪了半个中国!陈立夫就为这事大骂宋子文胡来,说此举是“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现在喷孙中山“孙大炮”的人不少,完全看不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汪精卫起草的《总理遗嘱》的第一句),屡仆屡起,坚韧不拔。他的实干能力不如袁世凯,但对人不能这样求全责备,要求伟人即完人!要看到他作为精神领袖和理论建设,唤醒和感召了一大批有志有识之士,投身国民革命,终于创建民国这个历史大功绩。汪精卫、蒋介石、陈立夫等等,不就是跟随孙中山而起的吗?

孙中山曾说:“欲胡汉民革命,必先杀其兄弟;欲汪精卫革命,须先使同太太离婚。”果不其然,后来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被怀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主使,牵连到胡汉民,使胡汉民从此退出了国民党最高领袖的竞争。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一生襄助汪精卫革命生涯,也助推其走向叛国投敌,毁夫毁已!”伟人洞见,果然不凡,竟一语成谶!

陈璧君身材矮肥,相貌中姿,要倒追汪精卫似乎有点难度。好在她家道殷实,汪要办报她入股,汪要演讲她追星,汪要当刺客她出盘缠,还投身去冒险。陈璧君虽然长相一般,外形配不上汪精卫,但她有着汪精卫所缺乏的坚定气质。当初“行刺”时有人开玩笑:你陈璧君有英国护照,被抓了也会释放你。陈璧君一怒之下,将护照撕个粉碎。真是铁了心要陪伴汪精卫。

陈璧君是“因为爱情”跟随汪精卫而投身国民革命的,自身也成为了党国元老。电影《八佰》里有一个场景,姚晨扮演的何香凝在租界这边视察四行仓库的战斗,大家叫她“何先生”。在民初,女性被称为先生是一种极大的尊重,而普遍能接受到这一尊称的只有三位: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她们不但是妻以夫贵,而且要本身参与革命成为元老。陈璧君一直是国民党中委,当然汪伪时期也是。有时候她出门,别人叫一声“汪夫人”,她不搭理就算是客气了,当心她当场要训人:“我自有独立的人格,以后除在我家里外,应当称我做陈委员,记住了!”所以叫她“陈先生”,倒是最稳妥的。汪精卫自认为是党国元老,却处处受制于蒋介石,心中一直不忿,争做领袖的欲望特别强烈,而这方面的野心,陈璧君甚至在汪精卫之上。陈立夫就说:“汪精卫一方面认为自己是领袖的领袖,一方面对抗战又没有信心,一直是一个失败主义者……陈璧君这个人做领袖的欲望比汪精卫还强……”

抗战胜利,陈璧君被捕,她作为战犯,在法庭上居然一直为汪精卫抗辩。她的理由主要是:1937年末,德国大使陶德曼来到当时的临时首都武汉,调和中日战事。当时孔祥熙、汪精卫等人,都觉得日方的条件是可以接受的;报与前线的蒋介石,蒋介石也觉得可以考虑。但蒋介石迟迟不拍板,时间拖延,使得日本提出的最后期限逾期。汪精卫、陈璧君后来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说自己的“和平运动”(即投降当汉奸)得到的条件,比1937年陶德曼带来条件更“优惠”,为何你蒋介石可以在相对苛刻的条件下同意谈和,我这更优惠的条件谋和就是叛国?

蒋介石当时私下对陶德曼说:“假如他(蒋)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这就是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汪精卫根本没体验到这一点。他又想当领袖又想向日本求和。感觉是再不跪地求和时间就来不及了;日本扬言“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又让汪精卫看到了当领袖的机会。于是蒋介石不去,他去了。陈璧君在其中自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负责与日本人秘密牵线的梅思平,专程到重庆商定投日事宜时。汪精卫依然在犹豫摇摆,陈璧君质问汪精卫:“你还变不变?”汪精卫讪笑道:“不变了,不变了。”遂一锤定音。

陈璧君死硬地不认罪。直到新中国成立,她又成了新中国的战犯。前述两位德高望重的女先生也向上面为陈璧君求情,新中国也给她台阶下,说只要她承认当汉奸是错的,就可以出来。但陈璧君强硬地为汪精卫“卫道”,无论上面找她谈话,还是狱中的活动,她都一直为汪精卫喊冤叫屈。1959年,陈璧君病逝于上海提蓝桥监狱,终年67岁,留下汉奸的可耻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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