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 胡绳:二千年间

2021-05-28 00:00:00

百有一用斋 05-28 05:58

胡绳 近现代史论

编者案:胡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现在一提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便似乎有一种学术上的原罪。实际上,如果读一读他们的作品,便不难发现他们的史学素养和洞察力是极为深邃的。胡绳的文章选自胡绳在抗战期间于《中学生》杂志上连载的历史笔记《二千年间》,后独立出版了小册子。文章的阅读对象是普通大众,因此语言通俗易懂,其所论的确抓住了中国历史的纲目和关节,即便对于历史学的专门学者也值得一读。除了一些名词和论述带有时代烙印而略显陈旧之外,文章对于历代兴亡史和根源有极为深刻的洞见。因此不管在历史观是否认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管他们的史学话语显得多么陈旧而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显得多么不相适宜,他们的史观和论辩都值得严肃对待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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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的鸟瞰

一、纵剖面和横剖面

这本书的名称已经说明了它的性质:这是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历史的一本书。这个时代所占的时间有二千一百多年之久。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从纪元前1600年左右起,即已开始有文字的历史纪录。假如根据自古相传的传说和近代考古学家的地下发掘物来研究,那么还可以把中国历史至少更推前一千年。在这全部五千年的历史中间,就我们现在的需要而言,较近的二千年是更重要的,因为封建专制主义时代虽然也已经过去了,但是在这二千年间积累下来了许多历史遗产,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也还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本小书里面,专门拿这二千年的历史作为讨论的对象。

一般的历史书的写法都是根据时间的进行而写下去的。从前有所谓"编年史"的,是一年接一年地记载每年发生的大事。这种笨拙的写法,已为现在历史学所排斥。现在我们所读到的历史书不是一年接一年地写,而多半是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写的。譬如唐代的事写完了接写宋代的事,再接着写元代的事。或者不按朝代分期,而用别的标准来分成若干阶段,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地写。为了了解整个时代发展的过程,这种写法自然是好的。但在这一本书里将试用另一种写法。让我们把这二千年当做一个整体,从这里找出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个问题地来谈。

这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包含了很多很大的变动,每一个朝代的情形和前一个朝代的情形自然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拿来分成若干阶段,研究每一个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的特色。但是因为这二千年,在基本的社会经济性质和政治形态上,都属于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所以虽可以划分成若干阶段,但在各个阶段间仍是有着在基本上的共通性的。因此,我们既可以把这二千年的历史从横剖面上看,也可以从纵剖面来看。这本书就是从纵剖面来看这二千年的历史。两种看法都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假如看惯了横剖面的,再来看看这些纵剖面,或者可以对这二千年来的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看得更清楚一点。

从纵剖面上看,我们可以从这二千年的历史中找出很多的问题。这本小书只是讨论到几个比较重要也比较有趣味的问题。也还有些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放过没有谈到的,譬如关于文化思想上的问题就完全没有接触到,关于工商业的发展也没有专门谈到。我们只希望,这一些并不完全的纵剖面的鸟瞰图能够帮助读者们把过去已有的比较零碎的知识作一次有系统的整理,或者更引起进一步研讨的兴趣。

二、时间之流

时间是历史上的重要因素。假如我们只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些什么事,有过些什么人物,做过些什么事情,但对于其存在和发生的时间茫无所知,那是不行的。但是老实说,我们的时间观念往往是很模糊的,譬如常听见有人说,"中国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或者说,"中国专制政治已经有了四五千年";他竟说不出中国究竟有了几千年历史,而以为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专制政治,那更是荒谬。

向来中国历史上是以帝王的年号来记年的,这是使人们对于历史上的时间观念不易弄清楚的原因之一。譬如我们纵能记得鸦片战争发生在清朝的道光二十年,仍不易推知这是去今一百年前的事。至于更古代的历史,只从帝王年号纪元上看,更难分别时间的先后迟早。最好的办法还是改用公历纪元。现在的书报上常可见到"16世纪中的交通情形","17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情形"等等说法,就是因为这样说,可以把时间观念弄清楚。

这里我们先来根据公历纪元,把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时间观念整理一下。

前向已经说到,中国有文字可凭的历史始于纪元前1600年左右。从前1600左右到前1100年左右就是所谓"殷代"。现在的历史家多半都承认殷代是中国开始有国家组织的时期。不过这时的国家组织和秦汉以后完全不同。殷代在社会性质上还是奴隶社会时代。

纪元前1100年左右到前770年是西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西周还是奴隶社会,但也有人认为封建时期已从此开始。不过西周的社会政治情况,和秦汉以后,无论如何,总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纪元前770年,周朝的首都迁到洛邑,所以以后即称为东周。留传至今的一本最古的历史书《春秋》,按年记载着从前722年到前481年的事,后人即称这二百四十年为春秋时期,也有把这时期延长到前453年的。春秋以后是战国时期。(前人多以战国始于前403年,于是春秋与战国之间就有数十年的间隙了。)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奴隶社会渐渐转入封建社会的一段时期。至于封建专制主义,在战国时期已经渐露端绪;到了纪元前221年,即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时候,于是战国时期便告结束,而进入了本书中所讨论的二千年间的范围了。

从纪元前221年到清朝末年(清朝亡于1911年)这二千一百余年间,朝代变换纷纭。我们试制下面这一个表,来帮助我们对于时间过程获得一个概括的印象。--在这表里,把界于西汉、东汉之间的王莽称帝时期(他的国号称新),和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当做我们来记忆历史年代的两个指标。因为前者正是在公元初年,后者则正占了第十世纪的上半世纪,去今恰恰一千年。这两个时期极易记得,所以用来做指标。以这两个指标为根据,我们可以看出,在五代十国以后的一千年间大致是由宋明清三代各占三百年,而宋明之间的元代占一百年。从新到五代之间的九百年是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各占二百年,再加上唐代三百年。新以前是西汉二百年和统一的秦代十五年,再以前就是春秋、战国各约占三百年。把这一个"时间表"记在心头,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史是有必要的。至于表中所列各朝代的起讫年代,是根据惯例记下的,并不值得都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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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又有"大事记"一项,自然是极不完备的,只包含本书中以后将要谈到的一些最主要的大事。

朝代   约占年数  世纪(约计)  实际年代   大事记

东周(春秋)300年  前8~前5世纪  前770~前480年

战国·秦  300年  前5~前3世纪  前480~前207年  秦统一,前221年

陈胜、吴广起义,前209年

西汉   200年  前3~前1世纪  前206~8年  汉武帝,前140~前87年

新   20年  1世纪初年  9~23年

东汉   200年  1~3世纪  23~219年  党锢之祸,始于166年 黄巾造反,始于184年

魏晋   200年  3~5世纪  220~420年  五胡之乱,始于304年 晋东迁,317年

南北朝·隋  200年  5~7世纪  420~618年  隋统一南北,583年

唐   300年  7~10世纪  618~907年  安史之乱,始于755年 黄巢造反,始于874年

五代   50年  10世纪上半叶  907~960年  割燕云十六州与契丹,936年

宋   300年  10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  969~1276年  王安石当政,1069~1076年  宋南迁,1127年

元   100年  13世纪中叶~14世纪中叶  1276~1368年  各地民众起义造反,大规模始于1351年

明   300年  14世纪中叶~17世纪中叶  1368~1644年  李自成等造反,1628年

清   300年  17世纪中叶~20世纪初   1644~1911年  鸦片战争,1840年 太平天国,1851~1864年  戊戌政变,1898年

三、速写一个轮廓

我们说这二千年间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并不是说,这二千年间的中国一直不断地保持着统一大帝国的规模。固然在秦汉极盛时,所辖疆域已和现在的相距不远,但是在这二千年间由一个统一的政权统治着这全部国土的时期并不很多。往往是一部分国土为外族侵略者所占领,或者是地方势力膨胀,中央统治虚有其表,或者是几个政权对立形成国土分裂的形势。但这此情形都不足以妨碍这时期的社会政治的性质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假如我们以为自秦以后,自始至终都是统一的大帝国,其间一个个朝代相继嬗递,纵有分裂和纷乱的时期,也只是偶然的,一时的,不重要的现象--这种想法,只要和实际史实一对证,就知道是完全错误的了。

前节所列的表中,各朝代起讫年代,我们已申明,只是根据传统惯例而说的。事实上朝代的兴亡之际总是要个相当时期的混乱不安的。就拿秦汉两代交替的时期来看,秦始皇的统一大帝国实际上只维持到死的时候,一共十二年(纪元前221~前210年);人民的起义,被灭亡的六国贵族的蜂起,最后发展为项羽、刘邦两大势力之争,经过八年的兵戈扰攘,到了前201年,刘邦才成为统一的汉朝皇帝。

汉王朝从外表看去是维持统一最长久的一个朝代,以东西汉合计,共有四百年。但是名义上的统一有时并不和实质相符。西汉初的五六十年间,各地方仍有实际上独立的王国,所以纪元前154年还有"七国的叛乱"。汉武帝时(纪元前140~前87年)总算是开始了真正统一的汉帝国。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但无法维持已趋颓势的统一局面。又经过十多年的内战,才由刘秀(东汉光武帝)再建统一的汉王朝。东汉名义上继存到220年(纪元后),但黄巾的人民起义和地方军阀的割据擅权,使得东汉的最后三四十年,已不能称为统一帝国了。所以这四百年中,真正保持着统一的时期其实不超过三百年。

汉以后是三国。旧历史家曾有"正统"的论争,有以三国中的魏为正统的,也有以蜀为正统的。这其实是毫无意义的论争,我们还是老实承认这是三国分裂的时期。280年,晋灭吴国,总算结束了继续将近一百年的东汉末与三国的混乱。但晋在名义上统一全土,只有二十多年。既因统治者间的内战,又因北方异族(所谓"五胡")的入侵,中国国土上又开始了复杂的分裂。304年匈奴族的刘渊自立为汉王,先后攻陷晋的首都洛阳和长安,终于把晋政权逼得逃到长江流域去立国。广大的北方土地上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其实还不止十六国,许多小国此伏彼起,互相并吞,争战不已,直到440年,才由鲜卑族的拓跋氏统一了北方,就是历史上称为北魏或后魏的。这时在南方已换成宋(420年)。以后北方的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再嬗递为北齐和北周。在淮水以南的南方,宋齐梁陈四朝相继,保持着名义上的统一。等到隋朝以北方为根据地,统一了南北,再建大帝国时,已在第6世纪的晚年。从汉朝开始瓦解时算起,到了这时,相距已经有四百年。这四百年(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或简称魏晋和南北朝)整个看起来,可说是一个大分裂的时期。这样长期的分裂战乱的局面所起的作用,倒不只是破坏。这可说是一次艰难的阵痛,由此结束了秦汉的古代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萌生了中古最灿烂的唐代文化。

隋对于唐的关系类似于秦对汉的关系。隋唐之际也有十多年的农民叛乱"群雄纷起"的时期。唐开国后第十年才"削平群雄",建立统一大帝国,使社会在比较安定的情形下过了一百三十年。这也就是唐代的黄金时期。但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的一百五十年中,唐朝的统一又已徒有其表。它所实际统治的区域只在黄河以南,黄河以北都在"藩镇"割据之下,每一藩镇俨然是一小王国,也互相征伐并吞,这就下启了分裂的"五代十国"的局面。(五代因为是定都汴洛,占领中原区域,相继代兴,所以旧历史家认它们是"正统",但实际上,当时还有十个以上的国家和它们并峙。)

五代时的后晋石敬瑭,引进了契丹兵,把山西、河北的北部地方都献给了契丹人的辽帝国。从此以后,直到元朝崩溃时,一共四百多年,东北和华北的主要区域始终是沦陷在异族统治下。宋朝继五代而兴,在开国后的第二十年(980年)统一南北,虽然内部专制统制比前代加强,但是对于外来的异族侵略却无力应付,终于被逼得退却到长江流域,整个北中国都为女真族的金帝国所统治。--在南宋的一百五十年间,恢复了过去南北朝的形势。但这回结束南北对立却是蒙古人的铁骑席卷而来,于是中国国土第一次全部为一个异族侵略者所统治。

蒙古人的元朝只占了一百年,它的统治十分惨酷,而中国人民的反抗也十分激烈。元朝的最后二十年,实际上已有人民起义的政权建立于南方和它对峙。于是接下来就是明朝。

明朝恢复了秦汉时的疆域,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内部的专制统治的强化更是前所未有。所以到了明末就发生了继续二十年之久的规模浩大的农民造反。满洲乘明政权崩溃之时入关,于是中国国土又一次全部为异族侵略者所统治。这一次竟延长到二百七十年之久。

清朝以四十年的武力经营统一了中国,承继明朝而实行极端的中央集权,更加上种族的压迫。但其统一的全盛时期也只维持了一百五六十年。从海上来了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人民中起来了反异族压迫的巨大骚动,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从根本上动摇了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看做是封建时代结束的一个标识。从此以后,中国渐渐踏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

以上可说是对于这二千年间的国家形势发展的一个简略缩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维持和平统一,从而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时期是并不很多的,常常受到战争、分裂和侵略的扰乱,这是为什么原故呢?由本书以下各篇所述可以得到对于这问题的答复。所以以下我们要先来分析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权力及其机构,再讨论到这种权力所凭借的经济基础--农村,于是就可以进而研究在封建时代农村中常常发生的叛乱和骚动。然后,我们再讨论到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也常常发生的异族入犯和侵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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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人之上』的人

 

我们这一辈人都是生活在没有皇帝了的国家中。我们绝不会觉得,必须有一个皇帝高高地在我们头上,才能生活下去。但是在三十年前,落后的农民中还有存着"真命天子坐龙廷"的希望的人;二千年来,一切有知识的人也都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是绝对的永远的真理。这种种想法,在今天我们看来,却都是可笑的,不可理解的了。

其实这种种想法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正因为二千年中,中国社会一直是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下面,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人们想像不出来,假如没有皇帝,整个国家和社会怎样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当时不仅社会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人如此想法,就是被统治的人也只能如此想法,因此他们在暴君的压制下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只好希望能产生一个善良的"真命天子"了。农民战争虽然是和当时的专制统治绝对对立的,但在农民中还是要产生自己的皇帝,他们还没有可能提出如我们今天大家所知道的民主政治来代替君主专制政体。

现在我们是谁都知道了,皇帝对于一个国家并不是必要的东西,君主专制政治远不及民主政治完善。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到底表现出了些什么罪恶?它又为什么能够维持得这样长久?这是很值得我们谈一谈的。

一、专制皇帝的产生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在他以前,没有皇帝,只有王。从"王"到"皇帝",并不只是名称的改变,周代的王和秦以后的皇帝,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的,因为在周王之下有许许多多的诸侯,每诸侯的领土就称为一国,在诸侯国内的政治财政军事都不是王所能直接干预的。而且在每一诸侯国内。也不是一切实际权力都操在诸侯手里,因为诸侯下面还有许多所谓卿大夫,他们各自分据着一定的领地,世代传袭。这是在所谓春秋时期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许多小诸侯国互相兼并,结果只有七个大国。这并立的七国先后都自称为王,每一国的王,渐渐能把自己国内的政权力量统一起来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七国就可说是七个专制王国。这也就是说,在那时,君主集权的专制政治已渐渐地形成了。齐秦两国,在战国末期,已曾废弃了王的称号,借用原来称呼天上的大神的称号--"帝"来称呼自己了。直到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更采用了皇帝这一称号,君主集权的专制政治也在这时候确立了。

自从秦以后,二千多年中,朝代虽然不断更换,但专制政体是一直继续维持着的。不过在各个朝代,君主专制的程度有强有弱。汉的君主专制程度其实并不很强,到了魏晋南北朝,在分裂混乱的局面下,那就更弱了。隋唐的君主专制程度较强。宋时虽然国势很弱,但君主专制程度却是很强的。明代和清代的前半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的君主集权的政体。--这里所谓程度的强弱,指的是皇帝所集中的权力大小。我们说,宋明清的君主专制很强,是因为当时全国的一切兵权与政权都在皇帝个人的名义下由中央所控制,一切地方上的官吏都由皇帝指定,皇帝对全国军队都有权直接指挥,一切地方的财赋也由中央支配。但是在汉唐,实际上,还有地方的长官保有兵权,行政用人的权力,和独立的支配财赋的权力。

我们知道,在君主专制政权下面,整个国家都被看做皇帝个人的私产。所以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之后,有一次向他的父亲说:"当初你以为我不行,不能够治产业,还不及我们老二。现在看吧,我和老二究竟是谁的产业多些?"这正是露骨地表现了把国家当做私人产业的想法。但是所统治的国家是这样的庞大,用什么方法能使皇帝,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国家最高的主人呢?那就必须有下述的两套工具,就是在皇帝下面,要有一个普及全国的统一的官僚系统,又要有一个同样普及全国的统一的军队系统。这两套工具完全没有,就不能产生君主专制,这两套工具不充分,就不能产生很强的君主专制。从秦以后,统一而集中的官僚和军队系统逐渐地形成,所以君主政体也就能一步步地由弱而趋强。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政治,有许多错误的见解。有人以为既然是君主专制,可见当时社会上只有皇帝一个人是统治者,其余的全国一切人,在皇帝面前是平等的,同样是被统治者。--这种看法和实际情形绝对不符。光靠一个人的力量统治几千万人,那是任何能干的皇帝所做不到的事情。

有个故事很可以帮助我们的了解。宋神宗曾经采用王安石的主张,实行"新政",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实行一些变革,受到许多大臣的反对。文彦博有一次当面谏劝神宗废除"新政",神宗说:"这样变动一下,固然是士大夫所不高兴的,但对于百姓有什么不好呢?"文彦博回答说:"陛下,您要知道,您不是和百姓一起治天下,您是和士大夫一起治天下的啊!"文彦博这个话,正是提醒皇帝,你不要自以为真个高踞在"士大夫"和"老百姓"之上,可以一意孤行,为所欲为。皇帝虽然有极大的权力,但这权力,却有个限度,绝不能走到和当时的"士大夫"相对立的方面去。因此,宋神宗终于没有彻底施行所谓"新政"。

这所谓士大夫,其实就是代表当时社会中的地主的利益的人。地主在当时社会中,是以剥削农民大众("百姓"中的主要部分)而生活的。他们既在经济上处于剥削地位,也就要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要组织和维持君主专制所必需的官僚系统和军队系统,没有全国地主的支持是不能成功的。假如皇帝所执行的政策根本违背地主的利益,他也就不能成为全国的统治者。

皇帝是全国地主中的最大的一个。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就以地主的身份来收取租税。像清朝虽然本来是游牧民族,但一做中国皇帝,马上占了几百万亩田地做皇室庄园,因此也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所以正确地说起来,我们应该说:当时全国的统治,权力属于全体地主,其中自然又以大地主更占支配地位,而皇帝则以最大的一个地主的身份来代表全国地主执行统制的政权。

全国地主分居各地,相互间利害不尽相同,为了不致因相互间的矛盾冲突而损害大家的利益,并且为了镇压被统治的人民(主要是农民),使他们俯首贴耳,甘受奴役,那么,一个强有力的全国的统一的政权对他们是有利的。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地主阶级要建立这样的统一政权,就只能去努力造成一个有无上权威,甚至带有神圣性的皇帝,让一切政权力量集中在这皇帝个人的身上。

另外,对于君主专制政体还有一种错误了解。有人以为君主专制既不表示只有皇帝一个人是统治者,那就可见中国历代的君主专制不过是一个外表的形式,其实却包含着民主的内容。但这种说法,由以上所述也可看出,同样是错误的。中国过去的皇帝和现代英国的King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英国的政权力量实际上并不操于King的手上,而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的国会是由于民选而产生的。所以King的存在并不妨碍现代英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呢,固然在皇帝之下有宰相阁臣百官僚吏实际处理行政事务,但这一切官吏都是由皇帝任命而且受命于皇帝的。皇帝的话就是法律,最高的司法、立法、行政之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上。

我们应该一面看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并不就是皇帝一个人来统治全国,一面又要看出,整个地主统治势力正是通过了皇帝这一个人来实行统治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一面看出,所谓国家属于皇帝个人所私有,其实际的意思乃是国家是在地主势力支配下,因为皇帝正是地主的代表。一面又要看出,地主势力统治全国,其具体的表现就是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

明白了在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实质后,我们就可进而说明君主专制政体的具体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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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皇帝是"天生的圣人"么

做皇帝的人,自然也和普通人一样,同样是圆颅方趾,经过十月怀胎生出来的人。但是当时统治者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巩固他的地位,便造出许多神话来使人民相信皇帝是"天生的圣人",并不和一般凡人相似。皇帝被称为"天子",这就是说,他是天的儿子,和凡夫俗子迥然不同。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祭天,这是说只有皇帝是能和神灵相接近的。每逢水旱天灾,皇帝常自认这是自己的罪过。这仍是表示,皇帝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自然现象的。更有许多故事,或者是说,皇帝在生下来时,就有异兆;或者是说,皇帝能够役使鬼神,连鬼神也怕他;或者是说,皇帝在遇到灾难时,就有神灵暗中佑护他等等。譬如《史记》上载道:汉高祖刘邦的母亲,有天在野外,有龙降到她身上,才怀胎生下了刘邦。我们从《三国志演义》中不也曾看到后汉的陈留王(就是后来的献帝)出宫避难时,黑夜中有萤火虫成群为他引路的故事么!我们从《岳传》中不又曾看到康王(后来的南宋高宗)在金兵追赶下,有泥马载他渡河的故事么?造出这种荒谬的故事来,无非是叫人相信这此人之所以能做皇帝,都是"天命"所注定的。因为刘邦由平民的地位一跃而为皇帝,而陈留王虽是刘家子孙,康王虽是宋家子孙,但按照帝王世袭的常规,都还轮不到他们做皇帝,因此当时的统治者就造出这一套鬼话来,证明他们是"天生的圣人",证明他们的确是"真命天子",做皇帝正是他们应享的权利。

现在,我们当然不会相信"真命天子"这一类的鬼话了。恰恰相反,我们倒可以看出,历代做皇帝的人不但不是天生优异的人,而且其中的多数,当做一个普通人来看,还是很无能很糊涂的人。在这二千年中,大小皇帝一共总有二三百人,但在其中,传统的历史家所公认为有作为有能力的"好"皇帝不过寥寥可数的几个,如汉武帝、唐太宗等。其余的皇帝中的大多数不是庸庸碌碌,便是荒淫无度、昏聩失常的家伙。

这原来正是在皇帝世袭制之下,以及在皇族的生活和实际社会绝对隔离开来的情形之下必然产生的现象。每一个朝代的创业的皇帝,自然都是比较能干的人,他们没有一些才干也不可能从"群雄逐鹿"中获取最高的权位。但以后的皇帝却只是无功无能,坐承祖业的了;而且他们从小就被旁人看做特殊的人,在宫廷里过着和社会完全隔离的生活,对实际社会情形一点不知道,一味过着骄奢淫逸的帝王家的生活。这样的家族一代代传下去,自然是只会在体力和智力上一代代堕落下去的。因此,假如说皇帝和一般人不同,那么我们倒不妨说,这不同之处正在于皇帝中大半是在精神上不健全,在智力上很低能的人。例如晋朝,有半数的皇帝都可说是近于白痴的人。其中最出名的是惠帝,他之所以在历史上出名,就因为他有一次知道了老百姓穷得没有饭吃,便说,为什么他们们不吃肉饼子呢?明朝虽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最强的一代,但后半期的皇帝也全是些糊涂虫。像武宗迷信神仙,外寇入侵到北京城附近,焚烧劫掠,连在后宫也看得见城外的火光,但是他的臣下骗他说是城外有火警,他竟也深信不疑。又像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一连有二十年没有在朝廷上和群臣见过面,据说这个皇帝很有抽鸦片烟的嫌疑--那时正是鸦片初到中国来的时候。诸如此类的皇帝,在每一个朝代都是很多的。

历来,没有一个朝代不是劝忠教孝的。做传统的良好的道德的表率和保护者,也被认为是皇帝的任务之一。我们且不论那所提倡的道德的内容,但可以断言的是皇室内部的实况是和他所提倡的道德绝不相符的。譬如有名的皇帝隋炀帝,是杀死他的父亲的凶手,但他却建立了一个宫叫做"天经宫",取"孝为天经"的意思,用来纪念他的父亲,提倡孝道。--这个故事再好不过地拆穿了历代专制统治者提倡道德的假面具。历史上杀父的皇帝并不只隋炀帝一人。至于弟兄间的的,血族中的相互杀戮的事更是史不绝书。所以假如要讲伦理道德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皇族正是伦理道德堕落到极点的模范。

这样生活腐败、精神堕落的人,坐享至高无上的权位,很自然地,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极端的残暴来。我们看历史上有许多皇帝,其对待奴婢臣下的行为之酷虐,没有理性,几乎到了极点。譬如明朝自太祖以下好些皇帝都可说是暴君,他们不仅对人民采取极端高压的政策,而且对士大夫也随时表现其无上的权力。任何大臣,上书或进言,稍一触犯了皇帝的意思,当场就会活活地被用棍子打死(所谓"廷杖")。到了明朝后期的皇帝,其行为之暴虐和能力的贫弱更是以同样的比例而发展。

由此,我们不免发生疑问,为什么当时一切地主士大夫官僚总是死心塌地拥戴他们的皇帝,不管那是暴君也好,是白痴也好,襁褓中的小儿也好?固然,从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看,他们既赋与皇帝最高的权位,某些过分残暴的地方也只好容忍,像在明代,因为经过了蒙古人的扰乱,又经过了元末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之后,一种最高度的绝对专制主义政治才能保障对地主们有利的社会秩序,因此地主官僚自然不会因为皇帝是暴君就加以排斥。但是我们知道,暴虐的皇帝并不一定就是能干有作为的皇帝。那种暴虐而无能以及平庸懦弱而又无能的皇帝对于地主统治者有什么用处呢?--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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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位的世袭和换朝易代

我们的问题是:既然从帝位世袭制之下常只能产生无能的皇帝,而皇帝之所以能有大权,又是因为全体地主的支持,地主们把统制权集中在皇帝一人的身上,照理他们就应该要求比较能干的皇帝,那么为什么他们又一定要采取这种只能产生坏皇帝的世袭制度呢?

在这里就存在着看来是很矛盾的现象,既必须把权力集中在皇帝个人的身上,又不可能在世袭制以外采取别的制度。

为了解决这矛盾,历代的士大夫都很重视太子的教育这回事。最早在西汉初,贾谊上疏论政事,就把太子的教育列在很重要的一项。他说:"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他以为,太子从小时就该选些好人和他接近,教他些好的道理,以后他登位后,便可做好皇帝了。所以不论哪一朝代,太子教育总被当作一件大事。但是我们知道,单纯注入的教育并不能代替环境的影响,何况太子的教育又是一种最畸形的教育--把太子一个人交给几个博学大臣来灌输一些"圣经贤传",这哪里会有什么好结果?从贾谊以来的这种主张挽救不了皇室堕落的命运是很显然的。

有什么在世袭制以外的别的制度呢?固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曾称颂一种所谓传贤而不传子的制度。当时人们相信,上古时,尧为天子,不传给儿子而传给舜,舜也不传给儿子而传给禹。这就是所谓"禅让"。但禅让制虽是在理论上被赞美,却又被认为是一去而不可复返的上古的美制,从来没有人在实际上打算实行这制度。为什么缘故不实行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家族观念使得皇帝不愿把皇位让给别姓的人。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乃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根本不可能实行这制度。所谓尧舜禅让本来也是和实际完全不符的传说。

只有在战国时的燕王哙曾尝试行了一下禅让制,把王位让给了子之,结果却造成了国内纷争,差点儿亡国。从秦始皇以后,从来没有一个皇帝企图用这种办法,也没有人主张过应该在实际上拿传贤制来代替传子制。很显然的,所谓贤不贤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在当时也不可能建立一种制度(如选举制)来决定公认的"贤人"。假如让皇帝自己来决定下届皇帝应该归谁,那么其结果只会造成地主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和混乱,而纷争混乱又是全体地主所极不欢迎的事。

我们已经指出,在全国那样多数的地主--士大夫之中,具体的利害不会完全一致,一定会形成许多派别斗争。而皇帝及其皇族却是有着神性的威权,和实际社会保持着一定的隔离的。所以就只有皇帝及其皇族是超然地站在统治层的各派斗争之上,可能代表全体地主的共同利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不仅维持皇帝个人的威权,而且维护整个皇族的威权,维持帝位的世袭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统一政权的稳固性,使它不致常常趋于涣散。不仅要规定继位人必须是皇族嫡裔,而且要预先决定储君(太子),使代代相传能够不发生任何障碍。这正是说,确定的世袭制度对于君主专制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历史上每逢皇帝由个人的好恶而废立太子的时候,常有所谓耿耿忠臣不惜头颅性命,竭力谏阻。这倒并不只是愚忠愚孝的表现,因为维持合法的世袭制,这不只是皇室内的事情,而且是对全体统治层有密切关系的事情。相反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元朝蒙古人由游牧民族的酋长而来做中国皇帝,他们没有建立确定的世袭制,还是保存着过去由许多酋长共推一个大酋长的办法,所以每逢皇帝死去,便要由诸王大臣来决定新皇帝。元朝内部政治的混乱,这也是原因之一。

既然必须保障确定的世袭制,那么地主们也就只好容忍而且拥戴那最无能最昏庸的皇帝了。我们不能以为当时人是傻瓜,所以都宁愿在一个不通人事的婴儿或白痴前面诚惶诚恐地俯伏称臣。不,他们这样做,正是出于一种精密的打算,因为假如不要这个皇帝,那就必然得到一个混乱的时局。在糊涂的主子与混乱的时局之间,他们当然宁可选择前者。

除非由于某种原因而使整个社会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如因外寇的入侵或农民的起义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发展到了极点,皇位世袭制才被打断了,这就是所谓朝代的更易。旧的皇族已无力代表全体地主的利益了,地主们只好去匍匐到另一个从混乱局势中为自己获得了帝位的人面前,支持他建立新的朝代。而所谓"禅让"的美谈便只成为臣下篡位时的装饰品,如魏曹丕之夺取刘氏的位,晋司马炎之夺取曹氏的位,都曾借用过禅让的形式。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君主专制政体下,虽然皇帝具有最高的权威,但其实皇帝个人的如何并不是什么很关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当时全国的地主统治者相互间的共同利害能否压倒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假如能够,皇帝的威权就能巩固;反之,当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矛盾非常激烈的时候,无论怎样有才干的皇帝也不可能取得作为统治阶级最高的共同权益的代表人的资格。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南北朝与五代。那时候朝代的更易成为家常便饭,而那些皇帝,按照一般历史书的描写也大半是些最荒淫无耻、昏聩糊涂、暴虐残酷的脚色。但我们也必须说一句公平话,他们的行为其实也未必就比旁的国祚长久的朝代的皇帝更为不堪。他们若在那全国政治经济秩序安定的时代做皇帝,是仍不失其为最高权力的代表者的。

有些时候,当统治者中某一部分力量特别强大,起而想夺取整个政权的时候,他们常常不惜破坏常规的帝位的世袭制,故意设法从皇族中找出那最无能的人,最年青的人,甚至在襁褓中的小儿来做皇帝。如东汉、唐朝、明朝在其覆灭以前一个时期都经常发生这种现象。假如把造成这些皇朝覆灭,和形成社会混乱的责任都加在这些无知的做傀儡的皇帝身上,那自然是不公平的事,因为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在统治者内部斗争中被送上了牺牲台的可怜虫而已。

四、在皇族内部的纠纷

中国过去有所谓"家齐而后国治"的说法,但家最不能齐的却莫过于皇家了。在皇族内部,没有一个朝代没有发展到流血冲突的纠纷的。--为了要做皇帝,儿子杀掉父亲,弟弟杀掉哥哥,这是很平常的事。前举隋炀帝杀父就是一例。赫赫有名的唐太宗也曾因为他的父亲(高祖)不把帝位传给他,就杀死了他的弟弟和被封做太子的兄长,逼迫父亲立刻让位。但皇室内部的冲突还不只是这一形式。

皇帝既然有最崇高的地位,皇族自然也当有特殊的尊荣。怎样使皇族尊荣起来呢?汉朝的刘邦所实行的办法还部分地保存着诸侯国的制度,他割土分封,封刘家子弟为王,分居各国。这是自己做中央的大皇帝,使各子弟们在各地做小皇帝。但结果小皇帝们都凭借地方的力量起来反对中央的大皇帝,引起了所谓"七国之乱"。西晋也实行这制度,结果也引起所谓"八王之乱"。

原来,要实行分封之制是因为在那时,中央政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直接控制全国。这正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条件还没成熟的表现。封同族人做王,本是想由血统的联系来避免地方与中央的对立。但其实,地方与中央只要在政治经济上有对立起来的可能,只靠血统的纽带是无法抵消的。在这情形下,地方势力和中央势力的斗争便以皇族内部的斗争为形式而表现出来,并且正因为表现为皇族内部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

"七国之乱"是在汉中央政权的武力镇压之下平定下去了的。"八王之乱"闹了二十多年,兄弟互杀,叔侄互杀,八个王都死于骨肉的残杀中,真是几乎令人不易相信的事。西晋的怀帝被匈奴的刘聪虏去之后,居然还回答刘聪说:"我家之所以骨肉相残,大概是由于天意,给陛下自相驱除。"--这真是不知羞耻到极点了。

南北朝时宋齐两朝骨肉相残的情形也不下于西晋。宋皇族四世六十六男都在自相残杀中杀完了。齐的明帝萧鸾是齐的开国者高帝萧道成的侄儿,他不仅抢了高帝直系子孙的帝位,而且把他们全部杀光,连一个小儿也不留下。

有了这些教训,以后历代皇帝都不敢再分封子弟,使掌地方实权了。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央集权可能更加强固,已没有分封王国的必要。隋唐宋明各朝正如汉在七国之乱以后一样,对皇族中人虽有封爵,但只是坐食俸禄,不操地方的实权,这固然消灭了皇族内部兵刃相见的冲突,但坐享尊荣的皇家子孙代复一代的繁殖,对于人民却是一种极重大的负担。明太祖朱元璋时还复活了一次分封诸子的办法,结果也引起了两次皇族内的战争。有一次是燕王(太祖的儿子,即明成祖)从北方起兵抢去了惠帝(太祖的孙子)的帝位,惠帝逃走出宫不知去向,成祖怕他潜逃海外,还派人追到海外去到处搜索呢。

谈到皇族内部的纠纷,还不能忘记了皇后的地位。某一个皇后或太后在宫廷内得势,她的父母、兄弟、子侄也就联带着在朝廷上得势,反过来也可以说,这此所谓"外戚"在政治上得势了,于是宫中的这个皇后或太后也就权力增强,甚至凌驾皇帝之上了。首开其例的是刘邦的老婆吕后。刘邦规定"非刘姓者不得王",但他死后,吕后就掌握了政权,大封吕姓的人做王。结果刘家的人虽然再起来赶跑了吕家的人,但是整个西汉和东汉的历史上,母后擅政和外戚专权的事仍不断发生。大体的情形是:一个皇帝死了,他的皇后就乘机获得权力,从皇族中选立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做皇帝,自己以太后的资格临朝听政,她的娘家人便成了显贵。外戚的专权实际上正表示,在统治层中某一部分的势力获得优越地位,这自然就要引起别的部分的势力的嫉恨。等到新皇帝也渐渐成人的时候,统治层中别的部分的势力便帮助皇帝压制太后,诛杀外戚。而这时,新皇帝的皇后及其外戚的势力又开始成长了。这样的所谓母后与外戚之祸不断地反复,把两汉的政治搅得乌烟瘴气。灭亡西汉的王莽便是这样的一个外戚。

汉以后的各朝,因皇后和外戚而引起的纷争,虽都不及汉朝的经常而严重,但也还是几乎无代无之,最著名的是唐代的武则天和韦后垂帘听政的事,慈禧和光绪帝的对立更显然的是两种政治势力的对立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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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述,无论是皇族中同姓骨肉的相争,还是母后外戚和皇帝的相争,其实际内容都不仅是皇族内部的纠纷。正因为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皇族是站在整个统治机构的金字塔的顶点的,所以一切在统治层内部的矛盾斗争常都集中化地表现在皇族里面,这就使得皇族内部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了。

在这种反映到皇室内部的复杂斗争中,又造成了一种很奇特的人的势力,那就是宦官。这种没有知识教养--甚至不大识字--在生理上有着缺陷的畸形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竟常常能在一个时期,隐然成为全部政治的支配者,这实在是君主专制政治下的怪现象。

宦官的存在于宫廷中,并不始于秦汉,但他们本来不过是处于皇帝的侍役地位而已;宦官的获得大权也是由汉朝开始的。因为在当时的后党外戚与皇帝的斗争中,皇帝在宫廷中所能找到的最亲近的人便是宦官,于是他们便内得皇帝信任,外与官僚集团勾结,而成为对抗外戚势力的主力。在外戚势力最后完全消除的时候,宦官势力已经不可动摇,宦官有封为侯爵的,他的亲属也凭借势力做了大官,甚至他们还有立新皇帝的权,并且造成所谓"党锢之祸",把当时官僚中的正人君子都消灭了。像这样的宦官势力在唐朝又出现了一次。唐朝最后一百年间几乎可说是一种宦官政权。宦官握有兵权,握有实际的政权,一切做宰相的不奉迎宦官便不能安于其位,宦官杀死过两个皇帝,迎立了七个皇帝。当官僚中有一部分力量起来和宦官斗争时,每一次总是宦官得胜。到了明朝,明太祖手订的祖宗家法,一条是太后不得临朝,另一条便是宦官不准干政。但是在上述明成祖夺帝位的一幕斗争中,宦官却尽了很大的力量。从此以后,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宦官操权的事。到了明末魏忠贤时,宦官政权更发展到了最高点,满朝的文武几乎都做了这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全国各地的封疆大吏都纷纷给魏忠贤立"生祠"。

宦官集团本不过是皇族内的寄生虫,它的所以能因缘时会,踏上政治舞台的最高峰,这显然不是它自身的力量,而只是君主专制政体的腐败的表现。当皇帝环顾左右,找不到最可信托的"心腹"时,结果只好找到这些既然不会生儿子,看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私人图谋的太监,把一切权力交托给他们。到了这时候,也就表示这一朝的皇帝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了。但是我们要想懂得宦官政治,还不能仅从皇族这一方面看,更得观察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官僚制度,那是在下一篇里就要谈到的。

来源 胡绳:《二千年间》,中华书局,2005 转自学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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