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好的40年

2021-05-28 00:00:00

有一天晚上,宋仁宗赵祯处理政务直到深夜,肚子好饿,很想吃羊肉。

可他忍住了。

第二天,他跟左右说,昨晚上特别想吃羊肉,可我又不敢说。

近臣们觉得非常诧异,问说,官家你贵为九五之尊,为啥不敢开口?

官家,是宋代人对皇帝的非正式称呼。

宋仁宗说,朕如果一开口,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得几百只羊,为了朕一碗饮食而开此恶例,就会造成滥杀和浪费,因此肚子再饿也只能忍住。

实际上,不仅是想吃羊肉不敢说,有时候,即使口渴了,宋仁宗也不敢说。

有一次,宋仁宗外出,走不了一会就频频回头,不知道在张望什么,却又什么都不说。身边人就觉得很奇怪,等回到宫中,宋仁宗才急不可耐地说,渴死我了,快帮我端碗水喝。

宫女就好奇问说,官家在外面既然口渴,为什么不直接叫人拿去呢?

宋仁宗缓了一会说,朕回头张望了好多次,都没看到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可又不敢问,怕我一问,那侍吏必然要受到处罚,所以才忍渴而归。

他性格向来如此。

又有一次用餐,宋仁宗猛地咬到一颗沙子,牙齿一阵剧痛,宋仁宗赶紧吐了出来,旁边宫女问起原因,他连忙叮嘱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否则别人可是死罪!”

因为按照惯例,帝王吃饭出现沙石,负责饮食的人可是要杀头的。

他如此自控克制,以致北宋皇宫中,时常冷清寂寞,宋人施德操就在《北窗炙輠录》中写道,有一天夜里,宋仁宗听到外面有很热闹的丝竹歌笑之声,就问宫人说,“这是哪里在作乐?”

宫人就回答说,这是皇宫外面民间酒楼的喧闹声音。

紧接着,宫人就向宋仁宗诉苦说,“官家您听,外面民间是如此快活,哪似我们宫中如此冷冷落落啊。”

宋仁宗倒是看得开,他回答说:“你知道吗?正是因为我宫中如此冷落,外面人民才会如此快乐。我宫中若像外面如此快乐,那么民间就会冷冷落落也。”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宋仁宗

01

在别人眼里,宋仁宗似乎一直都是个老好人,可24岁那年,他也曾暴怒流泪,甚至想杀人。

13岁(1022年)时,父亲宋真宗驾崩去世,赵祯即位为帝,是为宋仁宗。此后11年间,北宋朝政一直由宋真宗的皇后刘娥实行垂帘听政进行控制,一直到宋仁宗24岁时(1033年),刘娥去世,宋仁宗才开始真正亲政。

随着太后刘娥的去世和皇帝的亲政,北宋帝国一个惊天秘密随之被揭开。

原来,赵祯真正的亲生母亲并非刘娥刘太后,而是本为刘娥婢女的李氏。当初,宋真宗无意中临幸李氏,没想到李氏竟然有了身孕,于是自己没有生育的刘娥一不做二不休,遂将李氏所生的儿子占为己有,对外则谎称赵祯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至于李氏,则一直被刘娥控制。此后李氏一直到死,都没有再见过自己的亲生儿子赵祯,母子二人近在咫尺却远如天边,终身不能相见。

刘娥在世时,赵祯的身世就已广泛为人所知。但慑于刘娥作为宋真宗的皇后,在宋真宗死后又垂帘听政的不二权威,皇宫内外根本无人胆敢向宋仁宗提及此事。所以,一直到刘娥去世后,这个秘密才首先被宋真宗的弟弟、荆王赵元俨所披露。

赵元俨,就是后世小说中经常提及的八贤王。

不仅如此,荆王赵元俨还向宋仁宗爆料说,宋仁宗的母亲李氏在被幽禁控制多年后,突然在刘娥去世的前一年蹊跷离世,年仅46岁。而且,贫苦一生的李氏突然被刘太后宣布册封为“宸妃”,然后,仅仅享受了一天妃子称号就暴毙身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是否有可能是刘太后知道自己行将不豫,担心日后宋仁宗与母亲相认报复反击,所以才提前对李氏痛下杀手?

获悉自己身世真相后,宛如五雷轰顶的宋仁宗在皇宫中痛哭流涕。24岁的他无法接受和难以相信的是,那个他叫了20余年“母后”的女人,不仅不是他的亲生母亲,相反,还可能是他的杀母仇人。

在皇宫内崩溃痛哭的宋仁宗很快还得知,一直潜伏在皇宫中,以刘太后的哥哥“刘美”身份对外的“国舅爷”,竟然是刘太后刘娥的前夫,其真名本叫龚美。刘娥在改嫁给宋真宗后,龚美化名为刘美,此后就一直以“国舅爷”的身份住在皇宫中享受荣华富贵。

宋仁宗暴怒。他一边遣派军队包围刘太后的“奸夫”龚美的府邸,一边下令向全国发出罪己诏,指出自己对亲生母亲不孝,没当好皇帝,也没做好儿子。

罪己诏一发,事情,由此闹得举国皆知。

不仅如此,宋仁宗还亲自前往李氏停灵的洪福院,坚持要亲自开棺验尸,一查母亲的死因。

事情至此,似乎已经难以收场,一场帝国的惊天风雨似乎就将席卷而来。所幸的是,李氏在去世后,宰相吕夷简非常有远见,建议刘太后做了一些秘密安排。

原来,李氏在刘太后去世、宋仁宗亲政前一年暴毙后,当时宰相吕夷简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存在的严重隐患。清楚宋仁宗真实身世的吕夷简于是私下对刘太后建议说,太后您终有老去的一天,如果那天宋仁宗亲政获悉自己的身世,那么太后您整个家族势必将遭遇狂风暴雨,甚至有可能被宋仁宗报复、遭遇灭门之祸,“如果太后您还顾念刘家的未来,那么对李氏的丧礼,就应该从厚!”

本来打算将李氏草草埋葬了事的刘太后,只得下令以“一品礼”,敛葬那位只有一天荣誉称号的李氏李宸妃。

吕夷简私下还特地跟办理李氏后事的太监罗崇勋说:“李宸妃应该以皇后的规格入殓,并用水银灌注保护尸身,否则以后出了事,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

太监们最终照着吕夷简的吩咐敛葬了李氏。

当宋仁宗下令开棺验尸,看到被灌注水银、以太后之礼殡葬的母亲李氏“玉色如生”时,宋仁宗感慨道,看来母亲李氏还是受到了善待的,“人言岂可尽信”。

至于如何对待刘太后和刘氏家族,当时,名臣范仲淹建议宋仁宗说,对待刘太后应该“掩其小故,以全后德”。

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他下令撤去准备缉拿龚美的军队,还是以原来的礼节,对待刘太后的所谓“兄长”龚美一家老小。

而为了追悼自己的亲生母亲,宋仁宗则下令将生母李氏追谥为“章懿皇后”,并与刘太后一起供奉在太庙祭祀。

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他又优待母亲李氏的弟弟、自己真正的舅舅李用和,封他做了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对他的恩宠和赏赐都非常丰厚。

后来,宋仁宗的身世之谜被广泛传说,并被后世改编成了杂剧《抱妆盒》,到了明朝时,宋仁宗的身世之谜被改编成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清朝乾隆时期,这个故事又被小说家石玉昆写进了《三侠五义》,由此传遍了大江南北。

尽管在亲政之初,就遇到了涉及自己身世之谜的政坛剧震,但宋仁宗最终还是凭借着宽恕仁和的性格,挺过了常人所难忍的巨变,这也将是他此后政治生涯的意蕴开始。

刘太后画像

02

对于自己被隐瞒身世24年,亲生母亲蹊跷暴毙,宋仁宗都以政治家的风度忍了过去,所以,对于包拯的唾沫,他自然也能忍。

宋仁宗很宠幸张贵妃,张贵妃私底下想给自己的伯父张尧佐讨要个官职,于是就给宋仁宗吹枕边风,经不住张贵妃的缠绵和央求,宋仁宗只得答应下来。

第二天临上朝时,张贵妃将宋仁宗送到宫殿门口,还拉着宋仁宗的衣袖叮嘱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封我伯父做宣徽使!”

宣徽使,是一个高级虚职。

想着给外戚封个虚职,百官反应应该还好,于是宋仁宗满口答应说:“放心!放心!”

没想到到了朝堂上,宋仁宗一公布此事,担任谏官的包拯立马“发飙”了,包拯侃侃而谈,说怎能随便给外戚封官?包拯越说越激动,唾沫都喷到了宋仁宗脸上。

性格“柔弱”的宋仁宗,只得无奈收回成命。

回到后宫后,张贵妃立马上前迎接,说,官家,今天事情办得怎样了?

宋仁宗万分无奈,又恼火又郁闷,只好对张贵妃发火说:“今天包拯上殿反对,唾沫都喷了我一脸,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你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包拯,就是后世传说中的包公,虽然后世小说多有演绎成分,但在真实历史中一直铁面无私的包拯,能成就他这位名臣清誉的,首先是他背后的那位虚心纳谏的君主:宋仁宗。

宋仁宗性格好,所以大臣们也没什么忌讳。

大书法家蔡襄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经常好多天不洗澡。有一次上朝言事,正当炎热夏季,蔡襄浑身散发着浓烈汗臭,并且也是像包拯一样,在宋仁宗面前唾沫星子乱飞。宋仁宗只得装成若无其事,耐着性子听完蔡襄的进奏。

等到退朝后,宋仁宗才长舒一口气,他对宫人说,“唉,朕刚才差点被一个臭汉给熏死,还喷了我一脸唾沫。”

在宋仁宗之前和宋仁宗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经常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直接下发手诏指示意见。由于宋仁宗“性宽仁”,对于身边人的请求,他经常不好意思拒绝,也只好以写条子发手诏的形式下发给宰相。

当时,很多妃嫔服侍多年没有晋升,心中难免不平,于是就提出希望能提升下名位。宋仁宗对此总是说,“这没有先例,恐怕行不通,再说即使我答应了,估计到了朝廷也通不过啊。”

妃嫔们自然不信,说官家你是皇帝,你的话别人还敢不听?

宋仁宗只得私下给宰相打招呼,说对于我的手诏,你们自己看着办,有的不一定要答应或通过。

然后宋仁宗又对妃嫔们说,那你们可以试试看,我就给你们写个提拔的手诏,你们拿去吧,只要负责的大臣们同意,那就可以。

妃嫔们欢天喜地拿着手诏走了,结果,果然被主管的有司部门打了回来。

搞得妃嫔们很生气,说,官家,原来你说话真不管用的!

河南巩义永昭陵,宋仁宗陵墓。图源:图虫创意

03

尽管宋仁宗看似懦弱平和,缺乏杀伐独断,但相比之宋之前的秦汉隋唐,和宋之前的元明清,读史者在宋仁宗多个传世的史实“段子”中,却看到了皇权在宋代的革命性渐变:那就是,皇权的自我克制和与士大夫的共治天下。

对于士大夫们为何敢于在宋仁宗面前唾沫星子乱飞,有时看到宋仁宗的手诏也敢于违旨抗令,士大夫们有着自己的深刻见解。

宋仁宗去世后,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元老、曾经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张方平就曾经对宋神宗说:“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借由张方平之口可以看出,北宋从建国之初开始执行的崇文抑武政策,为大宋帝国培养出了一个冉冉升起、充满道德和政治自信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知识分子借由科举制进入文官集团,然后又开始集体联合均衡皇权,甚至提出了与皇权共治天下的理念。

这种理念,在宋以前没有,在宋以后则逐渐泯灭。

而北宋帝国的帝王们,则在自我克制中,巧妙维持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均衡理念。

当然,皇权之下,始终是一个人治社会,这本质上仍然依赖于帝王的高度自制。

嘉祐六年(1061年),苏辙、苏轼兄弟一起参加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宋仁宗亲自坐镇殿试。结果,23岁的苏辙当场洋洋洒洒写了六千多言,并且攻击指责宋仁宗“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妇人之情,无有厌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主考官们看到卷子后,许多人都认为苏辙道听途说、言过其实,主考官胡宿更是坚持要将苏辙除名,反倒是宋仁宗很坦诚地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当时,苏辙、苏轼两兄弟的答卷都很精彩,宋仁宗为此非常欢喜,认为苏氏两兄弟都是宰相之才。

在宋仁宗的提拔下,苏轼、苏辙兄弟开始步入政坛,到了宋神宗时期,苏轼因为涉嫌卷入讽刺变法的乌台诗案,宋神宗一度想将其杀死,但此时宋仁宗的妻子、太皇太后曹氏挺身而出保护苏轼、苏辙兄弟说:“我还记得当年仁宗皇帝在殿试后曾经对我说过:朕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这二人同为兄弟,一个是苏轼、一个是苏辙,我年纪大了,担心用不了他们,但这种人才也是遗留给子孙的财富。”

由于太皇太后曹氏的力保,苏轼最终得以保全不死,改被贬黜黄州。

实际上,宋仁宗慧眼识英的,绝不仅仅限于苏轼、苏辙兄弟。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被后世传颂千年的著名人物,都是在宋仁宗朝被提拔或培养的。

在文学上,以明朝人评选的“唐宋八大家”为例,除了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外,其他六位全是北宋人,并且全部是在宋仁宗朝开始被提拔任用,他们分别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六人。

另外,柳永、晏殊、梅尧臣等诗词大家,以及“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哲学家,还有范仲淹、富弼、韩琦、王安石、章惇、吕惠卿、司马光、吕公著、包拯、文彦博、种世衡、曾布、狄青等政治家和著名战将,其他如书法家蔡襄、科学家沈括、发明家毕昇等影响后世千年的英杰人物,全部都是在宋仁宗时期被提拔任用或是创下成就。

也正是如此,宋仁宗在位的1022年-1063年共42年间的统治时期,其人才爆发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超越了此后千年间中华帝国的任何一个帝王统治时期。

可以说,宋仁宗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人才大爆炸时期。

对于在任内提拔重用各类人才,宋仁宗曾经在《赐刘辉及第》中表示,他对俊杰辈出的局面颇为满足:

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艺精。

临轩升造士,入彀得群英。

这颇有点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的感觉。

在北宋崇文抑武、推崇科举的时代大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现了人才井喷局面,在这种宽和的时代背景下,统治者对民间的舆论也颇为宽松,当时,四川有位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提出“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的割据想法。

当时的成都太守自然急了,于是将这位读书人绑了送到京城,没想到宋仁宗却说:“老秀才是急着想做官吧?!他写写诗泄泄愤也无伤大雅,又怎能治罪呢?不如赏个官给他当当。”

在宋仁宗的授意下,老秀才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司户参军。

而这,尤其是在后世例如文字狱盛行,仅仅因为诗人无意中写下“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可以将作者枭首灭族的清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假如没有宋仁宗时期宽恕仁和的政治环境,所谓的北宋人才大爆发,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北宋五子”之一的理学名家程颐画像。

04

尽管宋仁宗朝文治兴盛,但北宋发展到当时,边境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在经历宋太宗时期雍熙北伐(986年)的失败后,宋真宗时期,北宋和辽国经过澶渊之盟(1005年),终于达成了此后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尽管东北方向的契丹之患得到缓解,但在西北方面,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的李元昊正式在西北称帝建立西夏,此后从1040年到1042年,西夏连续在三川口战役、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中大破宋军,以致西夏军队兵锋直逼长安。

宋庭为此大震,宰相吕夷简更是惊呼道:“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尽管接连取得大胜,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西夏由于国小人少,加上资源匮乏,因此也无力再向宋朝发起进攻,在此情况下,宋夏双方最终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达成和约:双方约定,西夏向北宋称臣,北宋每年则赐予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并开放边境贸易”,史称“庆历和议”。

尽管对辽国、对西夏的和约让后世许多人诟病不已,但实际上,通过这种“赎买”式的和约,北宋反而因祸得福,赚得盆满钵满。

由于契丹、西夏等草原游牧民族或是半农耕半游牧民族,根本没有建立丰富的产业,因此在与北宋实现和解后,在双方边境贸易的带动下,北宋反而因此实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宋辽和议为例,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都要向辽国进贡“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但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北宋的税收就达“四十万贯”。

对此,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经透露说,北宋政府给予西夏、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岁赐”,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再次审视北宋南宋与契丹、西夏、女真的和约可以发现,这种和约背后所隐藏的贸易战术,比铁与血的战争来得隐秘高明。对此,宋仁宗总是说:“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

通过以柔克刚的和约,北宋与辽国、西夏达成了长期的和平局面,但这始终无法消除北宋自从建国以后潜藏的政权隐忧。

当时,北宋由于长期的崇文抑武,导致军队作战系统效率低下,为了拱卫中央和巩固边防,北宋的军队也不断膨胀,到了宋仁宗时期,北宋军队最高峰时期达到了125.9万人之多,军事开支占据全国年收入的70%以上;与“冗兵”相对,则是北宋的官僚队伍不断扩张,使得“冗官”和“冗费”等问题也不断积累加深。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到了宋仁宗时期,根据主管财政的官员张方平汇报说,庆历五年(1045年)北宋国内的盐、酒等商业税收,比宋真宗时期的景德年间(1004-1007年)激增了三倍以上。当时,宋真宗时期商业税收仅仅450多万贯,但是到了宋仁宗时期,不到四十年间,商业税收就激增到了1975万贯,由此可见民间赋税之重。

尽管百姓负担日益加重,但在阶级上层,当时国内的公卿大臣很多人却占地达千顷以上,以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局面下,北宋农民开始大量逃亡,小型起义则屡屡发生,以致欧阳修说民变“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面对这种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忧心忡忡的宋仁宗在宋夏达成“庆历和议”(1044年)前,便急匆匆地将范仲淹从对西夏的作战前线召回朝中问对。

1043年农历八月,在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开始了,范仲淹等人试图通过澄清吏治、富国强兵,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的根基孱弱问题。

但变法开始后,很快就遇到了各种阻碍。

为了澄清吏治,当时范仲淹等人在处理不称职官员时非常严厉,例如范仲淹有时经常是将不称职官员直接开除,对此辅助变法的富弼忧心忡忡地说,“这轻轻一划,焉知一家哭矣!”

范仲淹秉持公正、心如铁石,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在宋代,路是最高的一级监察区,其行政区域甚至比今天的省还要广阔。

但改革越是铁面无私,遭遇的阻力就越是巨大。

由于改革的总设计师是宋仁宗,守旧派官僚不敢攻击最上层,因此只能从执行层面的范仲淹等人寻找攻击的缝隙,作为守旧派官僚头头,夏竦等人实在找不到什么攻击的理由,就上书宋仁宗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拉帮结派,到处在搞“朋党”。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正是通过在军队中拉帮结派,依靠“义社十兄弟”等军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得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因此赵宋建国后,最忌讳的就是拉帮结派搞朋党,宋仁宗听说后,就找来范仲淹问话说:“我听说只有小人才搞朋党,难道君子也需要搞朋党吗?”

耿直的范仲淹不能理解宋仁宗内心深处的忧虑,只是从自己的见解阐述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正邪两面都是各自树党,臣我在西北前线时,看到勇敢善战的人喜欢聚在一起,怯懦怕战的人又结成一派,其实在朝廷中,也是一个道理。如果朋党是为了向善,那么于国家又有何害呢?”

对于范仲淹的解释,宋仁宗暂且放下了狐疑。但此事过后,夏竦又使人伪造文书,称改革派计划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这种骇人听闻的谣言传开后,尽管宋仁宗并未下令调查此事,但范仲淹等变法派清楚,此事绝不简单了。

于是,范仲淹主动上疏宋仁宗,声称西北边塞再次告急,他请求外出巡边以避开猜疑。在范仲淹看来,此举无疑是以退为进,探测宋仁宗的真实想法——宋仁宗如果真的想把变法进行下去,那么势必会挽留范仲淹,如果不挽留,那就说明宋仁宗心中,确实是有了想法。

结果是,宋仁宗“爽快”地批准了范仲淹的请求,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只是仍然保留着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头衔。

不久,同样作为改革派中坚力量的富弼,也被外放为河北宣抚使,只是仍然保留枢密副使(类似国防部副部长)的官职。

于是,从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庆历新政”开始,到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以范仲淹被外放陕西为标志,历时仅仅14个月的“庆历新政”最终宣告无果而终。

尽管有志改革北宋建国以来遗留的各种问题,但作为“性宽恕”的后果,优柔寡断的宋仁宗,最终一手停止了自己所发起的“庆历新政”。

但这次北宋改革的先声,却极大激励了当时作为鄞县知县的王安石。当时,远在浙江任职的王安石也在鄞县(今浙江宁波境内)进行了小规模的改革试点。二十多年后,这位在宋仁宗朝成长起来的小知县,也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

北宋名相王安石画像

05

虽然宋仁宗不爱折腾,性格宽恕仁爱,但人之所成事者,也必将败事。

宋仁宗在向世人展示“仁爱”的A面的同时,也不自觉展露了自己犹豫不决的性格B面,面对北宋建国以来积累的种种弊端,他虽然有心改革,但很快就首鼠两端,使得“庆历新政”付诸东流。

除了文官范仲淹,武将狄青也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宋仁宗时期,北宋在面对西夏的作战中经常败北,意外的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从普通军士出身的狄青却逐渐杀出重围,由于作战勇敢,西夏军队每次见到狄青都相对畏惧,鉴于狄青的英勇,当时还在西北守边的范仲淹,甚至还曾经教导狄青读《左氏春秋》。范仲淹曾经语重心长地对狄青说:“将帅不知古今历史,就只是匹夫之勇。”

在范仲淹等人的提携下,狄青更加刻苦研读,后来又带兵平定了两广地区的侬智高之乱,出于对狄青的赏识,宋仁宗将狄青逐步升迁至枢密使(类似国防部长),并在京城赏赐给他一套住宅。

北宋立国后,对于自从唐代中期以来的武人干政局面心存忌惮,因此自从建国开始,北宋就树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看到狄青从一个普通军士,竟然因为军功被一路提拔至枢密使的高职,宋仁宗朝内的文人自然坐不住了。

于是,狄青的家人在住宅内焚烧祭祀的纸钱,就有人向宋仁宗汇报说,狄青家里“貌似有帝王之气”;更有甚者,一些无聊人甚至说,狄青家里的狗都长出了两只角,这怕是有作乱称帝之兆。

到了后来,甚至连欧阳修都出面说,狄青以武将身份掌管军国要职,恐怕不是国家之利。

大家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可就是武将出身的。

为了本集团利益,经常组团攻击武将群体的文官集团明白,狄青的存在虽然是个异类,但作为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最大获利者,文官集团根本无法容忍任何一位武将,来打破北宋崇文抑武的潜规则。

从这个层面来说,狄青必须贬,而后来的岳飞也必须死。

在人言汹涌的可怕浪潮下,宋仁宗终于也抵挡不住人言可畏,他被迫将狄青免去枢密使职务,外放担任陈州知州。

在子虚乌有的罪名攻击下,1057年,狄青在忧愤中去世。

至此,从短命的庆历新政,到被迫贬黜狄青,性格本来就柔弱反复的宋仁宗,终于耗尽了作为政治家的火焰雄心。

眼看大宋帝国在太平盛世中貌似蒸蒸日上却暗藏隐患,嘉祐三年(1058年),年仅38岁、被调任为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宋仁宗献上了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在奏折中系统性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以作为他后来领导变法的先声。

但仁宗皇帝却无动于衷。

王安石上万言书这一年,宋仁宗已经48岁了。从庆历新政夭折,到此前一年(1057年)狄青病逝,仁宗皇帝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慨,从13岁(1022年)即位登基,到24岁亲政(1033年),他四分之三的生命,都在这帝王的宝座之上。

眼下,他明显觉得倦了、累了。

而在文官集团的集体制约下,作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赵宋天子,他虽然具有九五之尊,但所能做的事情和所信赖的人,要么夭折,要么病逝,要么没有魄力去执行,要么没有决心去进行到底。

所以,他虽然是皇帝,但所能做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越来越少。

到了嘉祐五年(1060年),新任谏官王陶就看到宋仁宗“寡于语言,群臣奏事,颔之而已。”

除了点点头或摇摇头,他经常连说话都懒得说话了。

而他内心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子嗣。

宋仁宗一生中,先后有过3个儿子和13个女儿。但3个儿子全部夭折,13个女儿也仅有5人存活长到成年,这使他内心非常哀伤,因此每次一到父亲宋真宗的忌日,大臣们总会听见宋仁宗“恸哭,其声甚哀”。

从内心深处,他或许是哀伤于在父亲面前,一直没有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来承继父亲和自己的血脉。

早在皇祐六年(1054年),当时,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去世,就给了宋仁宗以深沉的打击,加上晚年一直求子却无子,这使得宋仁宗愈来愈加落寞。

尽管后世对他评价颇高,但就他自己而言,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他或许从内心深处,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因为事业上,他没有改革到底的魄力和勇气;生活上,他又失去了爱情,甚至连个儿子和接班人都没有。

他内心深处,或许感觉到了,深沉的忧伤。

其实,早在至和三年(1056)正月,当时年仅47岁的宋仁宗有一天在接受百官参拜时,就突然精神失常、手舞足蹈、语无伦次。

后来,他病情越来越重,天天大声呼叫说:“皇后等人要害我!皇后等人要害我!”

宋仁宗这种疯癫状况在持续一个多月后,才逐渐康复。

可以说,从他13岁登基,到54岁去世,42年间,从自己的身世之谜,到庆历新政改革的夭折,再到晚年宠爱的张贵妃去世,再到一直求子无子,他内心深处,或许一直都是一位忧愁多虑的少年。

一直到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一直无子的宋仁宗最终拗不过臣子的请求,从皇族中选拔了赵曙作为皇子。赵曙,就是日后的宋英宗。

赵曙被立为皇子后七个月,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最终在开封皇宫中去世,享年54岁。

宋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出后,首都开封城的商户自发罢市停止营业,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为了仁宗皇帝痛哭的人,即使是乞丐和小孩子,也自发在皇宫前焚烧纸钱哭泣落泪。

老皇帝去世的消息传到洛阳后,商户也自发停止营业进行哀悼。悼念宋仁宗的人们到处焚烧纸钱,以致烟雾笼罩了整个洛阳城,使得“天日无光”。

宋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到辽国后,宋辽交界的燕云十六州的人们“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则紧紧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哀痛流泪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一位看似中庸平常的皇帝,却在他死后,赢得了百姓和他的对手最崇高和最真挚的评价。

他确实不似秦皇汉武,也不似唐太宗和后来的明成祖一般,拥有非凡的武功和绝世的功绩。但就是这样一位貌似平平无奇的帝王,却在死后声名愈发显著,以致后来有一种说法是,宋仁宗统治的42年期间(1022-1063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好的年代。

对此,北宋有人在宋仁宗落葬的永昭陵题诗写道: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

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

相比于秦皇汉武等创业型的帝王,他作为一位守成之君,治下的老百姓常年五谷丰登,边疆相对安定无事,42年恍如一梦。

从这个意义来说,几千年中国史,确实太缺这样的守成之君了。

尽管,他并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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